断裂与聚合：乌克兰东西部差异的多维透视及其当代政治影响

摘要： 乌克兰自独立以来始终存在鲜明的内部裂痕，其中以第聂伯河为界的东西分化尤为突出。表面上这是“亲欧”与“亲俄”的对外取向之争，更深层根源在于两地长期处于不同政治与文明空间，逐渐形成迥异的文化认同、民族结构和经济模式。本文通过历史梳理与现实分析，概括乌克兰东西部差异的形成逻辑，重点考察文化、民族与经济三重差异如何在当代政治实践中叠加，进而演化为国家危机和军事冲突，并简要讨论战争对这些差异及战后重建的影响。

关键词： 时政；乌克兰；文化认同；民族政治；经济模式；地缘冲突。

一、引言：乌克兰，一片被历史层层切割的土地#

自1991年独立以来，乌克兰在国家认同与发展路径上始终难以达成稳定的共识。空间上，以第聂伯河为界的东西差异长期存在；政治上，围绕对俄关系和“欧洲一体化”的争论反复出现。“亲欧”与“亲俄”的对立，不仅是外交选择之争，更折射出东西部在历史经验、社会认同和经济利益上的系统差异。三重差异的叠加，使乌克兰版图高度地域化，政权更迭也往往伴随明显的地区对立，而一切的根源来自于历史的车轮。

二、差异的形成：强权统治下的路径分化#

乌克兰东西部的差异源于长期的帝国分治。以加利西亚为中心的西部，多数时期处于波兰—立陶宛联邦及后来的奥匈帝国统治之下，深受中欧天主教文化、城市自治与民族运动影响，成为乌克兰语言与文化复兴的重要基地。而以第聂伯河左岸及黑海沿岸为代表的东部，自十七世纪中叶起便被逐步纳入沙皇俄国版图，经历以俄罗斯化、东正教正统化和重工业化为核心的重组，在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上与沙皇俄国形成紧密联系。[1]

随着一战后沙俄崩溃，乌克兰的东西界限成为了政治体的界限。而二战后苏联治下的统一乌克兰，却未能消除这一差异——东部被纳入联盟工业核心地带，后期并入的西部则长期被视为“需要改造的边缘”，对苏联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认同明显较弱。1991年苏联解体，行政一体之下的认同裂缝，终于转化为不同地区对国家性质与发展方向的分歧。[2]

三、三重差异的当代呈现及其政治影响#

1. 文化差异：记忆、宗教与语言的错位认同#

在历史记忆方面，乌克兰西部更强调苏联时期的“大饥荒”等受害叙事，并将OUN-UPA等极端民族主义团体视为争取自由的象征；东部则更注重苏联卫国战争记忆与战后工业化，对激进民族主义符号保持距离。[3]宗教上，西部以东仪天主教与强调自治的乌克兰东正教为主，联系更多指向中欧；东部则与莫斯科牧首区渊源深厚。

而语言分布则进一步固化了差异：西部日常以乌克兰语为主，并将之视为身份核心；东部和南部则有大量俄语族群。每逢国家推动乌克兰语单一官方语言政策，往往被俄语地区视为对自身身份的压迫，从而更加激化了语言文化的对立。总体来看，历史记忆建构的不同、宗教与语言的不同分布这些文化差异撕裂着这片土地，削弱了乌克兰构建统一国家叙事的能力。

2. 民族差异：族群空间的分布差异与大俄罗斯主义的引力场#

在族群结构上，西部的乌克兰族占绝对多数，构成相对单一；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则存在体量可观、分布相对集中的俄族及俄语居民。在其中，克里米亚与顿巴斯地区尤为典型——这些地区俄族和俄语人口比例极高，成为了具有政治力量的少数民族板块。

俄罗斯则借助媒体和护侨政策，在大俄罗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下，持续塑造以俄语、东正教和苏联记忆为纽带的“俄罗斯世界”想象，使部分东部俄语居民形成对乌克兰国家与“俄罗斯世界”双重乃至摇摆的身份认同。[4]这为俄罗斯在2014年以“保护同胞”“维护安全”为由介入克里米亚危机提供了依据，民族构成差异由此直接转化为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安全威胁。

3. 经济差异：产业结构与对外依赖的制度性对立#

经济结构上的分化进一步加深了乌克兰东西差异。东部地区古来以冶金、煤炭、机械制造等重工业为主，产业链曾高度嵌入苏联工业体系，现在也是俄乌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独立后，尽管体制转型带来较大震荡，但旧有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当地精英和工人普遍将对俄合作视为确保就业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

乌克兰西部则以农业、轻工业和劳务输出为主要支撑，经济联系更多面向欧盟国家，大量劳动力通过短期务工进入中东欧和西欧市场，是名副其实的“欧洲粮仓”和“欧洲人力资源市场”。对于西部乌克兰人而言，融入欧盟统一市场、获得投资和技术以及保障人员流动，是他们直接的利益诉求。[5]

在此背景下，乌克兰若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对外经济和安全战略，则难以同时满足东西两大板块的预期。“向西转”意味着削弱对俄经济依赖，容易在东部激起不满；强调与俄罗斯的一体化，则又会在西部面临合法性危机。围绕与欧盟关系的争论及其引发的“橙色革命”和“尊严革命”等颜色革命事件，正是这一结构矛盾的集中体现。

四、差异的聚合爆炸：克里米亚危机与全面战争#

上述三重差异在现实政治中不断叠加并相互强化，形成难以自我修复的“恶性循环”。随着西部支持主张“入欧”“入约”的力量，而东部倾向支持强调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的政党，全国性选举逐渐固化为地域投票格局。中央政权一旦在关键议题上明显倾向一方，另一方便易产生被边缘化感，从而诉诸街头游行甚至分离倾向。

2014年之后的政治演变较为清晰：在国内政局动荡、中央权威削弱的背景下，俄罗斯推进克里米亚“入俄”并支持顿巴斯武装行动，使原本可能通过政治妥协缓和的内部裂痕，升级为难以短期平息的武装冲突与分离现实。2022年爆发的全面战争，可视为在这一局势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即俄罗斯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重新塑造乌克兰的地缘位置和内部结构。与此同时，战争也在重构乌克兰的东西差异：共同抵抗逐渐成为跨越语言和地域的新记忆，促使以公民身份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认同加速形成。

五、结论：差异的历史遗产与战后重建的挑战#

乌克兰作为历史上多个帝国的边疆与重要的文明交汇带，积累下了复杂的结构性差异。文化认同的对立、民族板块的并置以及经济模式的分裂，共同构成了其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历史负担。独立以来出现的多轮政治危机与外部干预，在一定意义上，便是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对这些旧有裂痕的再次激活。当前战争一方面对国家造成巨大破坏，另一方面也在重塑乌克兰的内部结构：新的战争记忆正在逐渐盖过旧有记忆，在对俄语社群身份认同产生影响的同时，也悄然推动着对俄经济依赖的快速“去钩连”。但战争本身并不能自动化解历史差异，战后乌克兰仍须在新的地缘格局下，设计一套能容纳多种记忆、调和经济诉求并保持政治稳定的制度安排。正如第聂伯河的江水川流不息，乌克兰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也势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前途命运。

参考文献#

[1]Serhii Plokhy.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 (2015).

[2]Tatiana Zhurzhenko.Borderlands into Bordered Lands: Geopolitics of Identity in Post-Soviet Ukraine (2010).

[3]汪金国，曹佳鲁. 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建构：挑战和转向[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1).

[4]冯绍雷.《乌克兰危机的历史透视》.《俄罗斯研究》(2015).

[5]Ukrainian Census Data (2001).State Statistics Service of Ukraine.OSCE Reports on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2014-2023).